刘国恩，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特聘专家，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，美国北卡大学终身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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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的这个开大处方这个现象，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时候，我们过去把医生定位成事业的单位人、行政的事业单位人，你是一个国家的准干部！是准公务员，要为人民服务！

　　以药养医，基本上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，而不是道德性的问题。

　　比如说我们没解决异地就医、异地结算。一个在成都的一个农民，到北京来打工，虽然他名义上有“新农合”的保障，可是在北京生那个病，又不至于飞回成都去结算，而北京不能够结算，他这个医疗保险就等于零。就等于零，就是有其名无其实。

　　“新农合”是继续保持县级统筹，还是把它提升到地市级统筹，甚至提升到省级统筹，甚至最后在全国意义上统筹？越高的统筹是不是意味着，我们解决问题的力度就越大，这个还得有一些深入的数据分析 数据分析、研究、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并不是说越高就一定是越好。

　　我们目前的中国的医生队伍，上下的两极分化是非常严重的。中国的医生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，好的、高质的队伍都在高端， 因为他没有选择。

　　我们要能够打通制度上的障碍，让医生的队伍可以流动起来。